从《逸周书•世俘解》以及《礼记•大传》等古籍篇章中可以看出，周武王克商之后，分别在殷都举行了“社祭”,在牧野举行了“告捷礼”，在宗周（镐京）举行了“献俘礼”，之后立周，并定都镐京。
　　本篇，就牧野“告捷礼”及与“告捷礼”有关诸事作一简论。
　　勿容置疑，牧野“告捷礼”当然是在牧野战场举行的。那么，它具体是在牧野战场的何处何位置举行的呢？
　　笔者认为：其一，戊辰日的“牧野战役告捷礼”，应在距朝歌城不远的地方；其二，辛亥日至乙卯日的“伐纣战争告捷礼”，应在商郊牧野的今之获嘉同盟山至“周文王陵”一带地方。
　　首先，谈一下戊辰日的牧野“告捷礼”。其时值牧野之战后的第四天，纣王刚刚被灭，胜利大局虽定但遗患未除，忠诚于纣王的商之精锐之师尚在东南对付夷族，纣之邪恶臣勇亦多有逃遁，敌焰未削，民心未定。不过，牧野之战的大获全胜，使商的灭亡已成定局。此种形势下，武王及时在血迹未干的牧野战场上举行“战役告捷礼”，其仪式必定简单而时间也必定是短促的。
　　《逸周书•世俘解》载：“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唶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亳俘。”
　　从以上我们可知，戊辰日这一天，武王驾驭着载有文王木主的“主车”，巡阅军队，祭祀文王，向文王神主及时秉告牧野之战的胜利。这一天，武王还任命了部队长官。吕他受武王命伐越、戏、方。三十日壬申，吕他归至武王处，汇报杀敌数及俘虏人数。侯来受武王命伐靡及陈。二十二日辛巳，侯来归至武王处，汇报杀敌数及俘虏人数。百唶率勇士誓师，受武王命伐卫。二十五日甲申，他派人向武王汇报杀敌数及俘虏人数。
　　看得出来，戊辰日这一天，武王除检阅军队向文王神主秉告战役胜利外，更着重于任命并派出大批将士，四处征讨纣之余部。与其说是“告捷礼”，而实际应该是武王以文王的名义派兵委将，乘勇歼敌。《白虎通》云：“封诸侯于庙者，示不敢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战场之上，尽管当时武王不是分封诸侯，但其毕竟是“以文王名义”号召天下诸侯伐纣的，其 祭祀 文王神主，亲自驾驭“主车”进行阅阵观兵，在君父“神主”前点将封帅，意在“举事必告焉”，“示不敢专也”。而在部署杀敌方案的同时，其向文王神主秉告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应该而且必须要进行的。所以，如果说戊辰日之仪式亦算作“告捷礼”，其也只能是辛亥日至乙卯日“告捷礼”的一个铺垫，一支前奏曲罢了。
　　在以上文字中，我们谈到了载有文王木主的“主车”，先秦时期亦称之为“示车”。《史记•周本记》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文王木主，就是文王的木主牌位。把文王的木主牌位放在车上，随中军同行。武王自称太子姬发，宣称是奉文王命讨伐纣王，不敢擅自作主。其实，上古帝王出军、巡狩或去国，载祖先木主同行几成定规，甲骨文中亦多有出现。《礼记•曾子问》：“「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这里说的“以迁庙主行”，就是车载祖先木主而同行。《文王世子》载：“战则守于公祢，孝爱之深也。”公祢，即“行主”。注曰：“行主，君父之象。”《楚辞•天问》载：“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王逸注：“言武王伐纣，载文王木主，称太子发急于奉行天诛，为民除害也。”洪兴祖补注：“尸，神像也，以人为之。”武王车载文王木主而伐纣，除商、周时期“师行必以迁庙主行”外，另一条重要因素是因八方诸侯皆仰文王之贤德，而武王正是以文王的名义号召天下诸侯伐纣的。这样，“车载文王木主”就有着更深刻一层的意义，此木主其实就是整个诸侯兵的旗帜和灵魂。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武王在戊辰日举行了简单的战役“告捷礼”之后，一方面加紧派兵征讨纣之余部，一方面为整个伐纣战争最后胜利的“告捷礼”作着积极准备。
　　从历史来看，商、周祭祀用牲之多，远远超过秦以后的任何朝代。所以笔者认为，武王在辛亥日之前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不单只是为了犒劳师旅，亦是为辛亥至乙卯日连续五天的牧野“告捷礼”的大量用牲备以差补，另一条重要因素就是利用这次狩猎发现挖掘人才，扩充兵源，为伐纣军及时输送新生力量。《小雅•车攻》：“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说的是驾车驰骋有熟练的驭法，放箭中的有高超的技艺。所以《毛序》云：“宜王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直接点明田猎是为征战作准备。在盛大的田猎活动中，既进行了军事训练，君王也可以从中得以发现和选拔作战人才。
　　可以这样说，当时在“四方战火烟未消”的背景下，武王的这次狩猎决不会是自寻乐趣图快活。从其选择的狩猎地点来看，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应距殷都不远，不会远离牧野战场。其实，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应是在“宁”（今之获嘉）及宁地之北相交太行山一带进行的。其因一是从甲骨卜辞看，“宁”属殷商时期重要的田猎地，同时地处商郊（《尚书.牧誓》：“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二是以文王“木主”葬于“宁”为证，武王当时其实已经选定“宁”地作为下一步“告捷礼”的祭场，田猎于此，方便于扩兵、祭祖双管齐下；三是“宁”原本就是武王之勒兵之处，且又是其战前聚师盟誓和牧野之战的前沿指挥场所所在地，武王熟此自然，识此地利；四是时纣王为游猎玩乐，在“宁”地今之获嘉城北辛村一带建有行宫一座，并筑有妲己梳妆台（见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古迹》），足见此地不但优便狩猎，而且环境清幽，风光旖丽。另外，从今之获嘉（宁）的东张巨、羊二庄、大清等龙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鹿角兽齿及穴集蚌贝来看，亦可说明时之“宁”及宁地之北必定是湖沼泽地星罗棋布，原始森林溢川漫谷，飞禽走兽出没其间。通过武王的这次狩猎，其所获猎物之多，确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世俘解》载：“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麇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一共猎获了十三种野兽计一万零二百三十五头。
　　与之同时，整个伐纣战争也像这次狩猎一样令武王振奋。时至辛亥日，伐纣战争按甲子日开始已经持续了四十七天。其间经武王派兵四方征讨，“计攻灭九十九国，杀敌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生俘三十万又二百三十人，总计征服六百五十二国”（《世俘解》）。
　　伐纣战争的全面胜利是以“牧野之战”为基础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牧野之战”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伐纣战争的全面取胜。所以，《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郑玄注：“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关皆有馆焉。”孔颖达疏：“设奠于牧室者，设此奠祭于牧野之馆室，以告行主也。”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出，伐纣取胜后，武王“祈于社”，即在殷都举行了社祭（祭祀土地神），而后率天下诸侯，退至牧野，“设奠于牧室”，“以告行主也”。这里所言的“行主”，即“迁主”，也就是武王伐纣随军出征的文王之“木主”。
　　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载：“周文王冢，在县东南六里张卜营。世传武王伐纣旋师，葬文王木主于此。冢上旧有庙，久废。又有百子图石刻，高二尺余，不知系何代所镌。入民国为盗窃去。民国二十二年县长邹古愚立石冢下，题曰：「周文王陵」。”
　　日转月移，风蚀雨侵，但周文王陵现仍然保存完好。方圆百姓仰文王之德，四时祭奠，香火不断。此陵与武王伐纣战前“牧誓”之所今之获嘉县“同盟山”南北相望，间隔不足二公里。另外，紧临“同盟山”之西有二村，一曰：“大落纣”，一曰“小落纣”。千百年来，相传武王伐纣凯旋后，在“大落纣”立一大白旗，悬纣王首以祭周庙；在“小落纣”立一小白旗，悬妲己首以奠文王。故二村因以而得名。其实，按《逸周书•世俘解》及《克殷解》记载，时武王向天神和祖先献祭告捷，令太公立太白悬纣首（“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畤”），立小白悬纣之二妃首（〈武王〉“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这里所说的“二妃”和“二女”，指的就是妲己和纣王之嬖妾。如今，“妲己冢”和“纣王嬖妾冢”尚存于获嘉，即证。
　　《世俘解》载：“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刘师培《周书补正》云：“斯时仍在殷疆，所云「格于庙」乃追王列祖者，以《礼记•大传》证之，「庙」即牧室所设之「奠」。”
　　对以上文字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并加以整合。根据《逸周书•世俘解》、《礼记•大传》、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以及今之获嘉仍然保存完好的商、周遗存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伐纣战争胜利后，武王率诸侯从辛亥日至乙卯日在牧野连续五天隆重举行的“告捷礼”，其举行地点应该就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之同盟山与周文王陵一带。
　　另按照孔颖达疏“设奠于牧室者，设此奠祭于牧野之馆室以告行主也”分析，再结合今获嘉县同盟山之西侧的大、小“落纣村”之村名由来进行推测，当时武王在牧野举行的连续五天的“告捷礼”，可能在今之同盟山附近临时搭建馆室（祠庙），以祭文王神主。孔疏“设奠于牧室者”，诸多学者均认为即为迁主（文王木主）“新作室”而奠也。
　　《礼记•曾子问》：“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郑玄注：“祀先君，告战胜。”这里所说的“为先君宫”、“告成事”，就是为“载于齐车”的祖先神主搭建宫舍（庙），并在宫舍中进行祭奠，同时向神主秉告战事胜利。依此可以推断出：武王伐纣，车载文王木主，决胜于牧野，按照当时的礼仪，武王取胜后，就在牧野战场的西南界今之获嘉县同盟山附近为文王木主“新作室”（庙），来祭奠文王及其他祖先，并向神主秉告伐纣胜利。礼仪毕，武王将随军征战的“文王木主”葬在了同盟山之南的今之获嘉县大张卜村。
　　按《世俘解》所载，武王当时祭奠的祖先共六人，除文王以外还有太王、太伯、季历、虞公、伯邑考。同时，礼仪的全过程完全是按照殷礼进行的。当时，武王除让太公立白旗悬挂纣王首与纣王二妃首之外，“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也就是在癸丑日这天，武王又杀了一百名生俘的殷贵族王士作为牺牲，来祭奠告慰天宗上帝及祖先之灵。
这次“告捷礼”，武王除以人作牺牲外，祭祀天神、谷神用牛五百又四头，祭祀山川土地诸神用羊、犬、猪二千七百又一只。
故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先生亦认为：根据《世俘篇》文中有后世罕见的方国名，破国服国之多，田猎获禽及宗庙祭祀用牲之多，可知此篇的写成确在西周。
　　总之，武王在牧野举行的这次“告捷礼”，不单“葬文王木主于此”而给今之获嘉留下了“周文王陵”，同时留下的与牧野之战有关的其他阵亡将士的冢墓确切有多少很难识清辨明。不过从历代盗冢者蜂起及所发铜器之多来看，早就应该引人尤其是获嘉人的醒悟和反思。
笔者于一九八三年曾作过一次专项调查。调查中获知，一九三六年，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军长商震，曾派出工兵连，对获嘉县的古冢大肆挖掘。据当时随行的开封艺师学生赵老五（字“仰之”，新城人）所言，掘出有大量的铜斧、铜锛以及马尸骨架等。这些墓冢所得全被车载南京，或流散国外换取军火，或下落不明。一九三八年，王国然（封丘人）在获嘉县中和镇“支大锅，蒸白馍”，拉起土匪队。因其需要资金购买武装，又一次对周边古冢打洞洗掠（如陈庄的“黄飞虎冢”、“庄王冢”，史庄的“姚冠冢”、“乱冢”等），所获不得而知。
获嘉古冢的屡屡被盗，正说明这些古冢非同寻常。
一九二五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发表过一次演讲：“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王国维所讲的“汲冢书”，就发现于原获嘉境内的“魏襄王冢”。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载：“魏襄王冢在县北三十二里，俗名大梁冢，即古之「汲冢」，或谓魏安厘王冢。高二丈余，大数十亩。晋太康二年，为盗不准所发，得竹书数十车。命荀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按......获嘉在晋属汲郡，故称「汲冢」。”此“汲冢”坐落在获嘉县照镜镇北边的占城乡大梁冢村（占城乡原隶属于获嘉县）。
我们仅从以上魏襄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包括《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一项来看，就应该知晓获嘉境内古冢的价值应该有多大份量。
此外，从获嘉境内古冢的位置分布来看，猛看似乎有点杂乱无序，但其实有一条十分清晰的边轴线，其绝大多数古冢正是沿此边轴线自西南向东北同时又在轴线之左侧范围内错落排列的。这条边轴线正和存在于今武陟、获嘉一线的“郇封岭”（黄河古河道）走向相一致。也就是从武王伐纣的“宁”地勒兵处（今获嘉县西南隅之“齐州故城遗址”）及宣阳驿村--东张巨及中和镇一线--周文王陵及张卜村--周盟山及照镜镇--占城乡大梁冢村及魏襄王冢。
　　其实，获嘉境内的古冢无论属周或周以外的任何朝代，其位置落座绝不是随意为之。从“周文王陵”来看，按当时的地理环境其坐落位置正呈岸环水抱之势。也就是说，其南依的古黄河于此呈弯弓状折转东北，而“周文王陵”正好落座于弓怀。据自然环境学研究者言，时此地属“天龙盘珠”之吉地，加其北沐太行、吴泽之瑞，主周之天下“四海升平，八方来朝”。此言科学与否？笔者道浅识薄，无何予以评说。但周文王陵所在地的张卜村，古称名“卜官营”，相传因武王伐纣“卜官”驻此而得名。中因一张姓河防官巡防河务宿此并定居此村，方易名“张卜营”。那么，武王伐纣时既然“卜官”驻此，是否与“周文王陵”的择地立冢有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卜官，即掌管占卜的官员。中国古代有卜官和筮官。卜，据龟骨被钻灼后显出的“兆”（裂纹）推断吉凶；筮，以筮草推断吉凶。商、周两代，均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国之两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代表与上帝或灵界沟通的卜官和筮官，对此两事的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
　　无疑，武王率诸侯向天神和先祖献祭告捷，并为文王木主选择葬地，必定令卜官很下了一番工夫。所以说，武王在牧野举行的连续五天的伐纣战争“告捷礼”，与今之获嘉的“周文王陵”及其相关的获嘉境内的其它周之遗存，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