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游列国的邹衍来到卫国时，专程到南阳（古称宁邑，前635年春秋霸主晋文公将其改为南阳，也就是现在的获嘉）凭吊牧野大战的古战场。拜谒过武王庙后，站在同盟山上，面对烟雾缭绕的宁邑冢群，感觉就像是一幅“大九州”的地形图，联想到姜子牙当初在此地“以人封神”的场面，邹衍突然对“神”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邹衍认识到：
        “神”不是自古就有的。上古至殷商时期，人们崇拜的只是“天”和自己的祖先，头脑中并没有具体的“神”的概念，人们相信的都是天命，所以纣王对自己的过错和周的崛起，才会不屑一顾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神”是人主观塑造的。周克商后，有感于牧野之战的惨烈，以及其在改朝换代上的影响和地位，为了表明新王朝与旧王朝的不同，彰显周“以仁为本”的治国理念、树立周的价值评价标准、潜移默化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同时也为了安抚天下、稳定民心、震慑叛乱，迅速树立周王朝的权威，周武王便命姜子牙在宁邑借“天”的名义，对战死的有功将士予以名义上的奖赏——“封神”。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举措，他的直接成果就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神”，并成功将“神”的概念具体化，使“神”成为“天”和承受天命的“周”王朝的代言人，代表着“天命”和“周王命”，并由此掌管一方，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享受万人景仰和社会崇敬，以此来禁锢人民的思想，统治人民；
“神”的发源地是宁邑。自姜子牙“以人封神”以后，民间才形成了具体的“神”的概念,兴起了祭祀“神”的风俗。对于姜子牙人为创造的“神”，人们之所以能迅速地接受、认可并加以崇敬，首先，这些“神”它像“天”一样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其次，相对于高不可攀、捉摸不定的“天”来说，“神”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转化的，更加可亲可爱、可见可信；其三，姜子牙封的这些“神”虽然是主观塑造出来的，但他们都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是智慧、正义和力量的化身，他们的思想言行更接近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一感悟令邹衍十分兴奋。结合自己的“大九州说”，就将宁邑称为“神州”。
        兴奋过后，邹衍又认为不妥：一来各地都有自己的崇拜的神，如果只把宁邑称做“神州”，其他地方的人一定会坚决反对；二来古时称黄帝统帅的地方为“神州”，现在以宁邑称“神州”与历史有冲突，地理概念上说不通；三来自己的大九州说里的州都是一块很大的地方，“神州”之名也应是很大的一块地方，可宁邑只是一弹丸小县，太过狭小。
        一番冥思苦想后，邹衍认为：正是因为姜子牙“以人封神”，“神”在中国才会遍地开花，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由“神”组成的世界；中国可能是大九州之中唯一有“神”的地方，是唯一由“神”庇佑的地方，并且在这里还聚焦了众多的“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的“州”；若把偌大的中国统统称为产生神的地方，名曰“神州”，岂不正好合适。于是，他就把“神州”这个名字给了中国，中国就成为他“大九州说”中的“神州”。
        可是这样一来，如何说明“神源出自宁邑”呢？
        邹衍猛然想起：黄帝统帅的地方为“神州”（陕西武功和漯河一带），炎帝所统辖的地方被称为“赤县”（陕西宝鸡一带），而黄帝的“神州”又正是以炎帝的“赤县”为中心区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和自己先以宁邑这个小县邑为神州，继而以全中国为“神州”的思想演变过程是多么的相似，不妨以“赤县”来称宁邑，把“神州”和“赤县”结合在一起来使用，将整个中国统称为“赤县神州”。这样，以“赤县”密藏宁邑，这个小县邑才是“神”产生的祖源地，以“神州”来彰显中国疆域的辽阔和佐证自己的“大九州说”，这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由此，邹衍的大九州说终于完成了理论上的架构，在以后的表述上“赤县神州”就成了他大九州说必须说的一个基点了。
        这就是“赤县神州”的由来。
        时间久了，人们只记得中国叫“赤县神州”，而忘记了“赤县”和“神州”原来说的都是我们获嘉。这就是我们的家乡——获嘉，一个货真价实的“神”的发源地，一个“神”的故乡，最初的“神州”。
        神州真神，2000多年后，我们这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故事，诞生了一部名著叫《封神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