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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瘟神的天使 ——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复春

[ 时间:2018-04-23 15:46:00 点击: 来源: ]


□杜家利 王兰云

  传染病,一个令人畏惧的瘟神,很多人一听到它,就会谈瘟色变,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复春却和它打了35年的交道。
  他抗麻疹、战非典、研寨卡、治肝病、疗艾滋、防登革,一次次,一回回,像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时刻战斗在没有硝烟的生死战场。面对生死,他淡定、坚强;面对难题,他钻研、坚韧;面对亲情,他侠骨柔肠。
  3月18日一大早,我们来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走近张复春,用心倾听他35年抗击瘟神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一场生死考验的战疫
  2003年正月初一,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欢乐之中。随着呼啸的救护车,第一批“非典”病人被送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疫情就是命令。张复春当时是医院的感染科主任,感染科成了隔离病区,成了生与死考验的战场,他始终战斗在临床救治第一线。
  抢救过程中,病人剧烈咳嗽,分泌物会直接飞溅到脸部、口罩上、防护镜上……谁都知道这些痰液具有高度传染性,被感染率为80%,死亡率高达20%。
  偶尔回一次家,张复春都不敢和妻子、儿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神经时刻崩得紧紧的他,回到温馨的家,多想拉拉妻子的手、摸摸儿子的头,得到心里的安慰和放松,但他不能,只能在儿子熟睡后,站在门口,深深地、再深深地望着儿子酣睡的脸庞,好像看不够一样。因为他很清楚,明天都是未知数,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踏进这个家,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
   “我们院长也是专家,他要进隔离病房,我说你不能进。”当时院长和张复春两个就在隔离病房走廊东头谈话。
  院长说,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张复春说:“我既是疫情现场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应该战斗在第一线,如有不测,拜托组织照顾好我的家里人。”说完,张复春头也不回坚定地走进了非典病区。
  面对疫情,他义无反顾,严防死守,带头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忙时一天仅能睡两个小时,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可严酷的疫情不允许他有一丝的疲倦。
   “这是生命与时间在赛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张复春停顿了一会,眼睛望向对面当年收治非典病人的隔离区,神色凝重地继续说。
    正月初八晚上,从中山三院转来了一名当时被称为“毒王”的特殊病人,这名病人,谁去救他,谁被感染,接触过他的百余名医务人员先后被感染。
  得知“毒王”经三次转诊到该科后,张复春凭着20年的传染病防治经验,早晨5点钟起床手写了一套当时全世界都没有的应急防控措施:如医护人员戴上特制的双层棉纱口罩、帽子和手套,穿上两层隔离衣和胶鞋,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到病房现场抢救,并采取果断措施阻止疫情继续扩散。他也创造出了天方夜谭式的奇迹,成功组织救治了首例“毒王”,对当时稳定民心和社会安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非典病毒的“风刀霜剑”,张复春知难而进,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认真思考对策和方案,率先总结出SARS临床诊治经验及隔离防护措施,在多家医院推广后,提高了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降低了医护人员感染率。他被授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广州市劳动模范及抗击非典一等功等荣誉称号。
  回忆起抗击非典时的情景,张复春数次哽咽,他愧疚对不起自己的家人。自己是肝病专家,救了无数的肝病患者,但由于当时在隔离病区6个月,他不能回去救治肝硬化的大哥,就在那段时间,还不到55岁的大哥离开了他,这成了张复春终生的遗憾和深深的愧疚。
一项全球首次的科研
  2016年2月12日正值春节假期,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机场通知,收治一位从南美归国的寨卡病例。南美是夏天,而广州8度的寒冷天气,这个人穿着单衣,那天还下着雨,张复春一看他打着哆嗦,就到外面给他买了一身厚厚的外套。
  张复春在给寨卡病人紧急诊治的同时,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设计临床研究方案。为摸清寨卡病毒病的临床规律,并为下一步寨卡疫情防控抢得先机,在他的提议下,医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迅速开展联合应急科研攻关。
  检测中,张复春发现,病毒血症只持续了较短时间,不过在尿液和唾液中仍可检测到病毒核酸,于是他转向患者的尿液中寻找突破。医护人员定期细心采集患者各种体液标本,并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经过连续多日辛勤研究测试,他们直接从尿液中获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基础上,成功分离出活病毒。
  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寨卡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也是全球首次直接从患者尿液中分离获得寨卡病毒。这为病毒的溯源和了解其进化规律、研究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可用于指导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使中国在全球寨卡疫情防控中占得先机。
  做丙肝病毒载量检测、艾滋病、登革热等重大和新发传染病临床研究,日复一日的实验、一组接一组的数据,张复春在别人觉得枯燥无聊的实验室里,乐在其中,守卫着心中创新的光芒。有时候,为了获取一组数据,他要反复无数次。而且,从研究到临床,需要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呀!
  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师弟来实验室找他,黑灯瞎火,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在那个摆满试管、试剂、量筒等的操作台前,张复春沉醉其中。师弟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死在这里,估计也没人知道吧。”
   多年来,他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主持的“登革热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获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牵头制定我国首部《登革热诊疗指南》及主编2篇《登革热》专著,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SCI论文30篇。 
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张复春回忆说,他小的时候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吃药、打针。他家对门就是村卫生室,常常目睹患者解除病痛时的欢欣与经受病痛折磨时的痛苦,心中就逐渐坚定了学医救人的远大志向。
  1983年,张复春从新乡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获嘉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因为工作的性质,当时基本上每天都要下乡,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的跑,深入到疫情一线,对突发的传染病进行及时的判断和控制。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受限,加上防范意识不强,被感染的几率还是较高的。
  1986年春季的一天,在县防疫站值班的张复春接到亢村镇王官营村出现十多例麻疹疑似病例报告后及时赶赴现场处置疫情,因为当时没有特效诊断方法,无法及时确诊。三天后再去的时候,麻疹病人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人。由于没有经验,没有采取防护措施,连口罩都没有戴,张复春就被感染了。
  张复春记得很清楚,那天好像是周末,他一个人在防疫站躺了一天半,39度的高烧一直不下,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县医院住院了,住了三天还是高烧不退,他就用酒精浇头,物理降温还是下不来。张复春心想肯定是很严重的病毒感染,到了第四天,当他舔到口颊处有东西时,心想坏事了,感染麻疹了。在医院住了七天,但张复春整整一个月还没恢复过来,连骑自行车都骑不了,半年时间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这次感染,对张复春触动很大,让他对传染病的危害和防控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他便和传染病结下不解之缘,更没想到这一干如今已有35个年头。
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情
  我县太山镇的一位丙肝患者,在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医院治疗过两次,每次都是使用干扰素就显效,但因干扰素副反应就受不了,医院也没好的方法,后来他又去过郑州的大医院,都不见好转。最后,他慕名来到广州找到了张复春。
  通过多次观察和诊断,张复春分析,是干扰素的量不合适。量高了患者受不了,量低了没有效,可是所有的医学指南上都是规定的量,每个医院也都是按照指南用药。按说,1米8多、80多公斤体格的这位老乡,应该比正常大人的量还要大,正常人一次打就是百万单位,他几十个单位就受不了,只比小孩子大一点。没有那么小的针头,护士也没有办法,张复春就找人专门为老乡设计了个细小的注射器,经过半个月细心地调试,终于调到了适合他的剂量。几个月后,这位老乡的丙肝被彻底的治好了。
  无论身在何处,对于游子来说,始终割舍不断就是乡情。每次回老家,张复春都会给慕名而来的父老乡亲免费看病,力所能及地能看多少病人就看多少病人。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回家后先到我大哥家了,因为我哥也有肝病,正为我哥按肚子呢,县里就有人打来电话接我去看病,我哥腾地坐起来就恼了,说刚到家就要去给别人看病。”张复春说,咱学得就是这个专业,就会看个病,能为家乡患着解忧,我感到很欣慰。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有坎坷,也有成就,有汗水,也有喜悦,张复春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为自己能成为一名传染病专家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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